j9九游会登录入口首页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重要出发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之下，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从各地奔赴延安，与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文艺队伍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文艺战士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形成了一支以笔为枪的文艺队伍，共同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鼓与呼，奉献出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

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更加自觉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表现新主题、新人物、新世界、新思想的新作品，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启了人民文艺创作的新纪元。

延安文艺是民族解放的号角，是时代精神的火炬，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延安文艺对于“文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精彩阐释与践行，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永恒的经典

延安文艺在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奋斗历程中孕育而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红色文化的富矿。人们耳熟能详的《黄河大合唱》《东方红》，正是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

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度过的一年半时间，是他创作的巅峰期。他在鲁艺的窑洞中，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诞生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英勇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图景，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英雄乐章。

《黄河大合唱》由诗人光未然作词、音乐家冼星海谱曲。1939年初，光未然在前线坠马受伤，被送往延安治疗。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在病榻旁达成了合作意向。光未然用5天时间在病榻上将他目睹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和前线的战斗生活浓缩成400行长诗，作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之后，冼星海也投入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从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时间，他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谱曲。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进行了首演，获得很大成功，并迅速传遍全中国，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中华儿女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

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延安音乐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广泛采集民间音乐资料，发掘民间音乐资源，谱写工农兵翻身解放的心声，推出一批以《东方红》为代表的新民歌，以延安为中心掀起边区新民歌运动，红色革命歌曲传遍抗日根据地，传遍解放区。

1942年冬，陕北农民李有源在劳动中，面对红日高照，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到延安开荒种地，李有源又用“东方红”作首段，编了《移民歌》，鼓励陕北群众南下开荒，努力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把歌曲传唱到了延安。

1944年，鲁艺编印《群众歌曲》时，将这首以“东方红”打头的《移民歌》改编为《东方红》。在此基础上，1945年5月13日，鲁艺教员贺绿汀将《东方红》改编成混声合唱，由联政宣传队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演唱。

《东方红》不仅是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挚表达，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一首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

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

延安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从人民群众的劳动智慧中汲取艺术养分，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丰富的艺术形式，推动延安文艺蓬勃发展。

“延安木刻”是这一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版画以鲁艺木刻版画为卓越代表，被称为“延安木刻”。抗战爆发后，沃渣、江丰、夏风、陈铁耕、力群等木刻家、漫画家陆续来到延安，云集于鲁艺。

受战争环境和陕北地理条件限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绘画材料非常短缺，但出产的梨木和枣木却是优良的木刻材料，木刻刀、印制木刻的纸张和油墨在延安也能生产供应。因此，鲁艺师生就地取材，将木刻与抗日现实相结合，与艺术相结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延安木刻”。

1938年12月，鲁艺抽调美术系木刻研究班的胡一川、彦涵、罗工柳、陈铁耕等组成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从事木刻运动。木刻工作团深入群众，学习民间年画制作技术，利用报纸、墙报、展览等形式进行战地宣传，创作了一大批战争题材的优秀木刻作品。此外，以古元为代表的一批木刻家，还创作了大量歌颂民主政治生活的作品，在木刻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秧歌剧也是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兄妹开荒》是1943年由鲁艺羊路由、王大化、李波编剧，安波作曲的著名秧歌剧。该剧取材于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马杏儿父女的事迹，原名《王二小开荒》，后以群众泛称的《兄妹开荒》定名，形象反映了当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情景。

秧歌原是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一种民间艺术，是农民创造的艺术。秧歌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有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兄妹开荒》采用了群众基础广泛的秧歌艺术形式，但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了改良，代之以新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引领了边区乃至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鲁艺艺术家创作的《兄妹开荒》，引领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有力推动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春节演出后，《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兄妹开荒》的剧本和音乐，并于同年4月24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肯定《兄妹开荒》是一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对新秧歌运动的开展，对后来的新歌剧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唤起工农千百万”

延安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苦与乐、理想与愿望，迅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和胜利信心。

《白毛女》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迫害而白头，因此被称作“白毛仙姑”。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将该传说带回延安后，鲁艺师生从故事中提炼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时代主题。

于是，鲁艺集全院力量创作编排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等作曲，王滨、王大化等担任导演，并于1945年5月底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首演，后在解放区各地陆续上演，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白毛女》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最具典型、最优秀的一部戏剧作品，也是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成为人民文艺的经典之作。

歌剧《白毛女》博采众长，采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并借鉴西方歌剧的创作经验，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戏剧舞蹈民族化新方向，标志着延安革命文艺发展的新高度。此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

1943年，戏曲作家马健翎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号召，创作了闻名全国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并在陕甘宁边区文协民众剧团首演。《血泪仇》是马健翎创作的秦腔“三部曲”之一。3部作品中人物、事件虽各自独立，但其思想脉络却有连贯性：1943年创作的《血泪仇》反映了奔向光明的边区的主题；1945年创作的《一家人》反映了保卫胜利果实的主题；1947年创作的《穷人恨》反映了迎接全国解放的主题。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指引下取得的工农兵文艺新成果，《血泪仇》充分利用传统戏曲时间和空间灵活转换的优势，用秦腔粗犷激越的唱腔，抒发了劳动群众对国民党腐败政权和军队的无比憎恨，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衷心热爱，充满了爱憎分明的战斗激情。

《血泪仇》以鲜明的阶级感情，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光明、幸福的生活。《血泪仇》全剧共30场，讲述了一对河南父子奔赴延安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王仁厚这个极其贫苦、朴实、憨厚、勤劳、勇敢的农民典型形象，对教育群众、鼓舞军民士气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延安来说，红色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明的底色，已渗入这片土地的深处，成为这里的日常。作为革命圣地，延安在党的生存、发展、壮大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留了大量的红色印记，这其中既有为数众多的旧址，也有口耳相传、滋润人心的红色声音、红色故事、红色记忆。

一段红色声音，就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时代之歌。从《黄河大合唱》的慷慨激昂，到《东方红》的质朴真诚，都自发地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鼓与呼，发出时代最强音。

一段红色故事，就是一段难以忘却的革命之路。从《白毛女》到《血泪仇》，从延安木刻到《王贵与李香香》，广大文艺工作者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用群众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的方式，宣传了党的宗旨使命，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一片又一片文艺创作新天地。

一段红色记忆，就是一段难以忘却的自我革新。从鲁艺旧址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枪，吹响民族解放的号角，高举革命事业的火炬，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不断革新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和内容，真正做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回首望去，延安的红色文化点燃了时代精神的火炬，它在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中孕育而生，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历程中发扬光大，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红色文化的富矿，我们更有责任和必要，去将这沉甸甸的红色文化接续好，将这红色基因传承好。